22岁的 starsports app 马悠喜欢一个国外的男子偶像团体已经有10年了。
10年间，她为偶像成立应援站、为活动提供应援物、购买周边产品、出国听演唱会……马悠坦言，自己每年用在追星上面的花费大概在1.5万元左右。这笔钱一部分来自父母的资助，一部分是 star sports 自己平时“开源节流”攒下来的。
大学生粉丝出现在演唱会、粉丝见面会等现场。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范雪/摄
与马悠的状况不同，四川一所高校的大二学生陈星则表示，“把‘爱豆’的微博设为特别关注就是我星空体育app能做的全部。”“爱豆”由英文单词“idol（偶像）”音译而来，是时下部分大学生对自己喜欢的明星的昵称。
近日，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在全国1211位大学生中进行调查，结果显示，34％的受访者会掏钱支持自己的偶像；在追星的花销上，59％的受访者表示年均花销为零，500元以下的占32％。
与流行文化相结合，“爱豆”多元化
上海一所高校的大二学生陈莎把女排运动员魏秋月视为头号“爱豆”。
里约奥运会，中国女排再次夺取金牌，这位从高中就开始接触排球的女生泪流满面。她喜欢赛场上的女排团队，更被魏秋月的传球技术和承受能力所折服。在她印象中，那个高举7号牌子的背影，有过太多伤病的困扰，也给人数不尽的感动和鼓舞。
“关注女排不用花很多钱。”她说。陈莎去现场看过两次比赛，平时上网关注比赛的直播，不久前买了一本印有中国女排团队照片的2017年台历。接下来女排运动员们会出书，她也打算购买。“从她们身上，学到的是坚持到底、永不放弃的精神”。
大三的陈艾从5年前开始喜欢乐队五月天。在她的寝室书柜上摆满了五月天的公仔，墙上贴满主唱的海报，5张专辑整整齐齐地码在雅思考题旁。“双11”几个朋友一块帮忙抢的羽绒服已经陪伴着她度过天津干冷的冬天，那是乐队主唱创办的一个服装品牌。
陈艾把参与某次演唱会的应援看作自己唯一一次的“疯狂”之举。粉丝群中的“大V”负责组织，在微信群或QQ群里进行筹备分工，同时进行线下协作。演唱会倒计时3天时，一张“小贴士”图片在粉丝圈里流传起来：粉丝需购买五月天互动变色荧光棒，在演唱《知足》这首歌时打开手电筒；在唱《如果我们不曾相遇》时，举起“相遇”应援手幅。陈艾负责设计长35厘米、宽15厘米的蓝色应援手幅。当天，她还作为志愿者参与手幅的发放。“在人群中跑来跑去时，真的感觉自己在为这场演唱会做事情。这和在看台单纯当个观众的感觉完全不同。”
中国高校传媒联盟调查结果显示，在受访者喜欢的明星中，歌手或演员占61％，运动员占8％，其中，来自大陆地区的占57％，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占10%。同时，35％的受访者表示在微博上进行关注，时刻关注明星状态的占36％，有10％的受访者加入粉丝团、应援站等；11％的受访者表示会掏钱买周边产品，6％的受访者参加粉丝自发组织的线上或线下活动。
武汉一所高校的周晓露笑称自己是TFBOYS的“阿姨粉”。她坦承自己两年前还是“跟风嘲讽的那群人”。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成为他们的粉丝，“王俊凯翻唱的那首《继续－给十五岁的自己》也许是原因之一。”
她也会和其他粉丝一样带话题刷微博，期望“三小只”上热搜，也在3个少年的成长中汲收正能量。周晓露一方面企盼“三小只”快快长大，一方面又希望他们能享受自己还算单纯的世界。
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传媒学院院长魏鹏举认为，大学校园里的“粉丝经济”依托于影视、音乐、体育等流行文化，与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有很大关系，同时，传统的文化工业通过“＋互联网”的发展方式，增强了粉丝黏性。“其实，明星只是一个象征符号，之所以会有意义，是因为他们可以引发群体性的认同。”魏鹏举认为，媒介环境虽然有变化，但追星现象的核心仍是群体性的认同和社交需要。
在南开大学心理学教授袁辛看来，追星也是自身与其他人联系的一种方式，通常追星是因为偶像的行为形象、言行等是与粉丝相同或者为粉丝所向往，而追星本身追的是他人的形象、品质等所呈现出来的特质。“如果我们身边的熟人中也有一个这样的人，我们也可能会追星，也有可能会炫耀，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对于他所呈现出来的品质的一个肯定。”袁辛说。
理智“追星”与获得感
大四学生张依然是一名11年的“玉米（李宇春粉丝的名称）”。从2005年李宇春参加一档选秀节目开始，她便成为一名忠实的“玉米”。现如今，她也从小学生到了即将大学毕业的年龄。她认为，追星带给她最多的是精神上的正能量。“看见偶像很优秀，自己也会努力做更好的自己。”张依然说，“有一种和自己的偶像陪伴彼此成长的感觉。”
张依然加入了一个粉丝原创宣传组织，她负责编辑电子杂志，平时发布偶像娱乐生活新闻。正是因为这个经历，她获得了一家杂志社的实习机会。有时，因为实习机会见到自己的偶像，拿到一些内部杂志或者周边产品，她会非常开心。
看着自己喜爱的歌手不局限于音乐领域，而是有了多方面更好的发展，她都愿意积极地支持。张依然觉得为音乐付费是件正常的事，“支持自己喜欢的音乐人和正版音乐，也是对版权保护的一种支持。”她把对偶像的喜爱当作生活的一部分，是高压生活下的放松，她认为粉丝就是粉丝，追星应该理智，要摆正自己的位置。
王艺霖坦然，自己很喜欢篮球明星科比·布莱恩特。她喜欢偶像绝不服输的性格，在球队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和用进球扼止质疑的表现。几年下来，她积攒了一些T恤、球衣、球鞋，算是追星的全部开销。今年2月，她去美国洛杉矶斯台普斯中心看了一场科比的比赛，圆了自己一个梦想。“等我日后毕业了工作稳定后，恐怕再无这样一个精神信仰，能让我去追逐我的梦。”王艺霖说。
马悠觉得追星这件事带给她的益处远远大于弊处，提高了她的人际交往能力、自由行能力、语言能力，以及让她练就了拍图、修图、做公告、写稿等一身的技能。当时为了能听懂“爱豆”的采访，她学习了一门外语，现在能够在国外与人进行基本交流。
“每个人获取快乐的方式不一样。因为喜欢这样一个明星而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是最大的收获。有时甚至觉得认识这些朋友比见‘爱豆’还重要。”马悠说。
袁辛认为，优质的偶像会为粉丝指引前进的方向，提供榜样参照。大多数偶像在社会中会为粉丝提供正向的力量，而偶像群体的存在对社会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，很多大学生是在崇拜偶像的过程中完成了人生的自我塑造，而且粉丝会因为偶像结识更多生活中的人，偶像确实在人生的特定阶段能引领粉丝塑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形象。“在生活中可能我们很努力却没有达到自己理想中的状态，而偶像满足了粉丝对于自己理想状态的期待。”袁辛说。
“粉丝经济”在校园难具普遍性
关于“追星”的花费问题，张依然介绍，在“爱豆”出专辑和巡演的年份花费会多一些，一年大概花费3000~4000元。这个额度在她本人和家庭的承受范围之内。
“以前每年爸妈会资助我一场演唱会的门票，但实习之后，所有追星的花费就是自己出了。”她表示追星的花费主要就是演唱会、专辑或者路费，偶尔买一些官方出的明星周边产品。
马悠提到，现在有很多旅行社推出了追星旅行团，可以报团到国外看演唱会，追星衍生出了许多新的商业模式。但她认为所有的花费都应该建立在自己的经济基础上，“饿着肚子追星就太不负责任了。”
陈艾不觉得自己是个花了很多钱的疯狂粉丝。“我没有买什么大件的东西，有人可是有好几把五月天团长‘怪兽’的签名琴呢。”在一家电商网站的面上，单把“怪兽”签名琴的售价超过4万元。
中国高校传媒联盟调查结果显示，在追星的花销上，59％的受访者表示年均花销为零，500元以下的占32％，500~1000元的占5％，5000元以上的不足1％。
在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主任陈鹏看来，大学生没有固定收入，开支相对理智，所以大学生是对产品价格敏感性很强的群体，理性化程度相对较高。虽然会花时间，但涉及金钱，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考量。明星应该对粉丝消费进行理性引导，粉丝也应当学会对偶像产品的鉴别，各个媒介渠道应该正确地宣传粉丝产品，不应该过分地抬高粉丝经济的地位，对于打着粉丝旗号无价值或价值量不高的产品应该进行限制。
“明星可以煽动粉丝过度消费，但这是对未来购买力的透支，对整个经济可能还有一定的伤害，甚至会产生负效应，”陈鹏说。
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曹国东认为，现在大学生获取知识比较多元丰富，情感输出渠道比较多，粉丝消费只是其中的一个点，大学生更趋问于偶像能带来指引，单纯的粉丝消费对大学生而言吸引力不大。
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编辑：戴敏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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